金沙贵宾会vip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

金沙贵宾会vip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我在维也纳。1959年8月我和丈夫陈乐民奉调回国。开始感到物资匮乏的现实。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了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接待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眼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交,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他却一点架子都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也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还有人闹笑话,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了。我也有过一次经历,是我在女儿3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了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我只检讨而没有受处分。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上面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

还有一件与面子有关的趣事,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青、妇、和平哪种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勉强起床。后来浮肿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按规定,晚上工作过11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3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当时,廖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我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经常是他主要负责,所以对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了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10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去喝牛奶。虽然供应人数不少,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