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的目光则超越了欧洲大陆

英国:从“日不落帝国”到“小英国”

强国萌芽: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

在百年战争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在欧洲国际舞台上无所作为,几乎被他国所忽略。但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却从未中断,反而日益加强。与此同时,英国开始了从中世纪向近代形态转变的缓慢进程,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机制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经历了艰难的内部调整和更新。正是在这样一种外交沉寂的时期,英国积聚着再度在欧洲崛起的力量。

面向海洋:英格兰岛国民族性格的确立

1558年是英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先是加莱港的丧失,接着是玛丽女王的去世,随后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即位为伊丽莎白一世。这一连串事件,标志着从中世纪英国到近代英国转型的完成。新时代英国最突出的特性是其岛国地位的确立及以此角色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一方面,英国人警惕地注视欧洲的局势并力图充当欧洲力量均衡的制衡者;另一方面,英国人的目光则超越了欧洲大陆,逐渐将扩张的重点放到了海洋和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上。

从根本上说,地理位置使英国的历史和文化多少具备不同于欧洲大陆的某种独特性,也影响了群岛上居民的思维意识。18世纪初英国著名政治家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的一段话反映了英国人的传统心理:“我们的民族住在一个岛屿上……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是大陆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是它的邻居。”然而,英国人作为一个岛国民族的固有特性在很长时期被各种因素所掩盖住了。在百年战争结束之前,英国人怀着强烈的“大陆情结”。只是在百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人才被迫放弃了对大陆的激情,但仍未能彻底离别大陆,在此后的105年里他们依然不惜耗费巨资固守在大陆的最后一小块领土加莱港,守备加莱的费用几乎占英国国会每年拨给王室。玛丽女王的轻率使英国人最终丧失了在大陆的桥头堡,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告别大陆。加莱的失去不仅使英国在地理上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岛国,还加深了英国人对大陆政治的厌恶感,菲利浦二世对英国的赤裸裸背叛,促使英国人在此后努力保持与大陆的距离,时刻警惕不让大陆列强侵犯英国的利益。这样英国人在心理上也不断朝岛国民族的方向发展。这种“岛国心理”,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强国萌芽:伊丽莎白一世与“英格兰主义”

与玛丽女王不同,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博琳(Anne
Boleyn)是个地道的英国女子,因此伊丽莎白一世的血管里流着纯正的英格兰人的血液,也许正因如此,伊丽莎白视英格兰为她的一切,她比其他任何统治者都更好地代表了英格兰;同莎士比亚一样,伊丽莎白女王逐渐成为这个英格兰民族自我意识觉醒时代的等同物。伊丽莎白对自己婚姻的处理是她“英格兰主义”的最好体现。在她即位后,包括她的姐夫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以及瑞典国王、奥地利大公、法国国王、萨伏依公爵、安茹公爵等王公贵戚纷纷向她求婚。但她明白,与任何这些外国求婚者的结合都可能使英国卷入欧洲大陆无穷无尽的矛盾纠葛,从而危及英国的利益。因此她便用各种滑稽可笑的借口和搪塞拖延的手段来冷却众多外国求婚者的热情,结果她终身未嫁。但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感到遗憾,她或许很满足做英国人民“公共情人”的状况,就像温斯顿·丘吉尔所说,“她和臣民的关系是长期调情的关系。”与其说是女王有多少英明的政策,还不如说是她对待英国臣民的这种脉脉温情的姿态,使女王赢得几乎全体英国人投桃报李般的爱戴。这种爱戴之情四百多年后在戴安娜王妃身上又得到了再现,特别是当她与查尔斯王子感情破裂之时。自然,女王的独身,也被英国人看做是英国摆脱任何外来干涉或控制的一种特立独行。

如同女王的婚姻一样,英国的宗教事务也与其岛国民族特性的显现联系在一起。伊丽莎白即位时的英国远非平静的国度,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以及教派内部的争斗十分激烈。英国宗教事态的处理意味着英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一场遍及整个欧洲的意识形态冲突。伊丽莎白一世及其大臣们明智地选择了走中间道路,回复到介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英国国教体系。女王的做法可以说大获成功,这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更是如此,同时期的德国宗教战争中,大约1/4的人丧生。到伊丽莎白统治后期,新一代成长起来的英国人已习惯于英国国教制度,英国国教信仰成为英国人区别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人民的特有标志。

保持自己的个性且相对独立于大陆是岛国民族的一大特性,其另一个特性则是面向海洋发展。虽然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的海外贸易不断增长,但其在海外拓展势力的事业总不顺利,原因在于两个领先的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已占据了势力范围。英国可以对1494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西葡两国瓜分世界的通谕不加理睬,却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来挑战强大的西班牙舰队,特别是在1571年勒班陀战役中西班牙舰队摧毁盛极一时的土耳其舰队后,西班牙海军的庞大实力令任何欧洲国家都望而生畏。但英国海上力量并不是体现在其海军的规模上,而是体现在它所拥有的海上斗士的数量和素质上。居住在岛国的英格兰民族应该具有某种当“海盗”的天分。英吉利海峡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也为英格兰人做海盗这种有前途的职业提供了天时地利。在英格兰西南沿海和爱尔兰诸海港一带,干着这类杀人越货营生的不但有亡命天涯的船员水手,一些拥有庄园地产的乡绅和有头有脸的商人也时时参与到海上的劫掠活动中来。对于这些亦商亦盗的海上斗士,伊丽莎白女王及其政府从未作过认真的禁止,相反还时时予以鼓励,如1573年8月德雷克船长将辛辛苦苦从西班牙人手中抢来的财宝大部敬献给伊丽莎白女王,而女王也居然像一个贪财的小家妇人那样欣然接受,1580年还授予德雷克爵士封号。而这些类同匪徒的英国冒险家们对网开一面的女王也心存感恩,在与外国商船尤其是西班牙金银运输船队不断的对抗中,海盗们的英格兰民族意识和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忠诚感持续增强,直至愿为女王陛下英勇献身。正是这段长期的海上劫掠活动培养出了一批日后英国皇家海军的精英。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是英国确立岛国民族特性的时期,也是英国走向辉煌、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强国的时期,崛起的关键是英国对西班牙的战争。步入16世纪80年代之后,欧洲的均势格局逐渐向西班牙倾斜。1580年菲利浦二世吞并了葡萄牙,将葡萄牙本土及其庞大的海外殖民地据为己有,西班牙帝国的力量大增。解决英格兰问题也摆上了菲利浦国王的日程,在其他手段用尽后,只剩下战争一条路了。1588年春,由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指挥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启航,杀向英格兰。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形势明显有利于西班牙。在英国一方,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女王所能调集的力量都很有限。但在如此危急关头,英格兰民族最宝贵的品质显露了出来,那就是镇静与自信。当德雷克爵士率队迫近无敌舰队时,西班牙舰队的规模和阵势也着实令这位纵横四海的勇士感到惊诧,但他只说了一句话:“还从没有过如此强大的舰队,但全能的上帝更强大。”英国人的勇气使无敌舰队遭受了沉重打击,“全能的上帝”则让西班牙舰队遇上了大风暴,17艘船只和5000人葬身大海,沮丧不堪的西班牙人退回了本土港口。一次轰轰烈烈的远征就这样结束了。在这场导致西班牙无敌舰队丧失一半船只的系列海战中,英国海军的损失出奇的小,它没有一艘船受损,战死的士兵也不到100人。胜利之后的英国人也难能可贵地保持镇静,为纪念这次胜利而铸造的奖章上有这样一句话:“上帝一挥神手,他们四处逃走。”这句话比其他的战斗神话更接近真实。不管怎样,英国抵御了自罗马时代以来最强大的帝国的进攻,激发了英国人的民族精神,为以后发展大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

“新教革命”与“光荣革命”

伊丽莎白女王之后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两位国王的我行我素最终引起了英国革命。英国革命是专制王权与“生而自由的”英格兰人之间的激烈冲突。专制王权是时代的产物,它崛起于给英国贵族带来灭顶之灾的玫瑰战争之中,兴盛于民族呼唤独立主权国家之时,它肩负着两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实现国家的统一和自立。历史赋予它代表英格兰民族的资格,使它可以超越于整个社会之上,国王在实现国家统一和自立的过程中扮演了引领民族的角色。

都铎王朝创建了民族国家,也是王权最盛之时。但由于英国在中世纪业已形成的“自由”传统,使国王的权力仍然受到三大原则的限制。据英国史学家马考莱说,这三大原则是:其一,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立法。其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其三,他必须按国家法律掌管行政,如果他违背法律,其谋臣及代办官员应负责任。这些原则即使在都铎统治时期也没有消失,所以,都铎国王仍需与议会合作,否则权力就会发生动摇。这就使都铎英国的专制统治不同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专制制度,形成了独特的“国王在议会”的宪政,即国王的政策必须经过议会认可,一般不能撇开议会实行国王的绝对统治。

与法王路易十四不同,英国的专制君主虽然渴望绝对的权威,却能尊重臣民的“自由”,尊重议会的传统。他们明白自己只有借助民族的力量,才能伸张自己的合法性,只有置身于“民族”,才能扮演民族利益的代理人。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英国国王能够自觉限制王权和尊重议会传统,革命或许不必发生。但伊丽莎白女王的去世,使都铎王朝的谱系中断,来自苏格兰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士一世继承了英国王位,他对英格兰的传统一无所知,且不了解都铎王朝合法性来自于议会认可。相反,他对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羡慕不已,崇尚“君权神授”。
詹姆士一世及其子查理一世还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样,国王与民族的结合就破裂了,国王与民族一步步走向对抗。

在这个过程中,1637年是一个关键年头,在此之后的事变把英国带进一个剧烈冲突的时期,即革命时期。革命爆发的导火索是宗教问题。英国的民族国家是在对天主教的斗争过程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反天主教是英国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斯图亚特王朝对此却毫不在意,对天主教徒十分纵容,从而使英国大众的民族感情严重受挫。1637年劳德大主教命令苏格兰教会接受英国国教的祈祷书,这引发了苏格兰的反抗,同时也导致英国革命。这场冲突使英国分裂成两大阵营,而划分双方阵营的最明显界线是宗教信仰,几乎可以说,凡是支持国教的都支持国王,凡是反对国教的都支持议会,因此,英国革命又被称为“清教革命”。尽管清教本身又分成许多派别,但与国教徒相比,清教徒表现出更大的宗教热情,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赋予他们拯救世界的重任。这种热情也是国王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除了宗教因素,“自由”是革命的真正口号,议会就是用“自由”来号召人民的。自《大宪章》以来,“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历史赋予的光荣遗产,捍卫自由的权利是革命合法性之所在,没有“自由”的价值观,革命就丧失依据了。但革命的真正目标是树立议会的主权。在战争爆发时,议会仅是为生存而战的;但随着战争胜利,议会提出了主权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专制王权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议会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主权。从这个角度看,革命的实质是推翻专制。

在这场王权与自由的斗争中,当王权因冲破传统而否定自由之后,自由也冲破传统而否定王权,王权与自由在战争的激烈冲突中各自走向最极端,这就是革命。正是相信自己代表人民,议会才于1649年1月30日以人民的名义处死查理一世,而使革命发展到顶峰。在此之后,英国历史进入一个特别时期,此后11年中王位空缺,共和国当道。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军队发动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于1653年4月驱逐了残缺议会,不久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而他的作为比过去的国王还要专横。历史是如此荒谬,革命以反抗一个人的专制而开始,却以另一个人的专制而结束。于是,主权之争又起,军队与议会的冲突不断。1658年克伦威尔一死,斯图亚特王朝很快复辟,革命又退回了起点。20年的壮怀激烈,英国人的问题仍未解决,但他们毕竟已踏上了克服专制制度的道路,永不可能回头。一旦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企图使专制制度死灰复燃,革命必将再次发生。

1688年7月30日,议会两党的7位政治要人邀请荷兰执政,奥伦治的威廉率军队前来英国,帮助捍卫英国人的自由。威廉乘“新教之风”登陆英伦后,詹姆士二世逃走。英国仅以换了一个国王的代价完成了革命(并且换的还是王位合法继承人),这就是“光荣革命”。1688年的革命之所以光荣,在于它没有流血,更在于它完成了1640年以来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在于它的过程不像一场革命,而在于它的结果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根据议会的条件,威廉宣布接受“权利法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案的条款如何,关键是由议会缔造了一个国王,这个国王根据议会的条件登上王位,并服从议会的法律,从而确立了议会的主权。换句话说,在“光荣革命”中,不仅专制的王权消失了,连独立的王权也消失了。从今以后,国王附属于议会,而不是议会附属于国王。一个人统治国家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代表人民的议会。这就是英国革命最重要的意义。

三、建立现代民主政治

“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础,这一制度与欧洲大陆的君主专制制度相比,环境更加宽松、自由和开放,从而为英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如一位英国人所总结的那样:大不列颠的确是各国中最适合于商业的国家,这是由于它的岛国的位置,同样也是由于它的政体的自由和优越性所致。

议会主权:创建新型的国家制度

“光荣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原则,这一原则由洛克(1632年——1704年)在他的《政府论两篇》中作了最为充分的理论阐述: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共同体一旦把它交给某些人时,它便是神圣和不可变更的;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做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应当指出,洛克的这两篇文章几乎是与“光荣革命”同时完成的。这说明建立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早已成为许多英国人沉思良久的设想,而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恰恰反映了英格兰全民族统一价值取向的形成。

尽管君主立宪制度从确立到完善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君主的权力不断衰落,议会的权力不断上升,产生于议会的责任制政府也逐步确立起来。“光荣革命”为不断的变革打开了通道,这是英国最终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最重要的因素。首先是限制君权。1689年《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基本框架;1689年的《兵变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国王对军队的控制权;1694年的《三年法案》使得议会能够成为一个限制王权的常设性立法机构。1701年《王位继承法》使议会在王位继承问题上也发挥决定性影响,表明国王不再是血统世袭的当然产物,而是由议会来做最后的决定了。另外国王失去否决权是君权丢失的一个重要步骤。1689年——1696年威廉三世曾五次行使否决权,此后的安妮女王仅在1708年行使过一次否决权,再以后,“国王的否决权变成一项有名无实的虚权”。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加强君主的权力,而英国人却在限制国王的权力,迈向君主立宪制了。

国王权力受到限制,议会成为权力的中心,这集中体现在责任政府制度即内阁制的形成及发展上。英国是最早确立内阁制的国家,现代意义上政府就起源于英国。“光荣革命”,特别是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后,内阁首相与两党政治的出现,表明英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制度基本确立。纵观当时的世界各国,大多数国家依然推行君主专制,尽管有些国家也存在名义上的“政府”,但只不过是国王推行一己政策的工具。而具有首创精神的英国人,在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专制王权,并在架空国王的情况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责任制政府,英国由此而成为现代政府制度的创立者。英国人在政治制度方面的重大创新,使后来西方各国在步入民主政治的行列之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英国为榜样,英国的这种首创性,对于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意义,确实是十分深远的。

“光荣革命”后,英国国内长期的政治纷争终于结束,对外殖民扩张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在此后近一个世纪中,英国积极参与了同欧洲各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到1763年英法战争结束时,英国已经建立了以北美殖民地为中心的庞大的第一帝国。第一帝国的建立表明英国已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殖民帝国,为以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广阔的外部市场。

英国参与的第一场殖民争霸战争是1689年——1697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又称“威廉王战争”。这场实际上由英国所领导的反法战争持续了八年,英国参战宗教分歧是一个因素——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对新教英国始终抱有敌意;但时至18世纪,宗教分歧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已不是主要问题,商业与殖民地争夺才是更重要的因素。法国在北美和印度与英国形成对峙,双方的商业战争是在所难免的。最后打得筋疲力尽的双方被迫走到谈判桌前,签订了《里斯威克条约》。和约的签订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英法之间的对立仍然继续。

1702年——1711年两国又为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展开争夺。包括西属尼德兰、德意志、西班牙、地中海以及北美殖民地在内的地区都是烽烟四起,但最关键的一役非1704年8月的布伦海姆战役莫属。英军统帅马尔博罗公爵的军事天才在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英军取得辉煌的胜利。温斯顿·丘吉尔如此评论其祖先的战绩:在这些惊人的事件面前,整个欧洲目瞪口呆。路易十四不能理解,他的优良军队为什么不但战败,而且灭亡了。从此,他考虑的已经不是怎样才能称霸世界,而是如何体面地结束这场由他挑起的战争。1713年交战双方签订了《乌特勒支条约》。英国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它扩大了帝国版图,增强了海上力量,发展了对外贸易,得到最大的实惠。在战争中,荷兰与法国都受到重创,而这两国本是英国在海外的最大对手。战后英国维持了一支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它的商业触角已伸向全世界,这意味着在通往“日不落帝国”的道路上,英国又迈出坚实的一步。

七年战争是英国走出欧洲、与法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一场决定性战争。战争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全力争夺海外殖民地,并对殖民地的贸易实行垄断。英军主要在北美、印度和海上作战。战争开始后,英国的军事优势尤其是海军力量的优势逐渐显露出来。在北美、加勒比以及印度的陆战中,英军取得胜利;海战方面,从1759年起,英军先后击败法国地中海舰队与大西洋舰队,法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基本被消灭。到1763年战争结束时,英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和约奠定了英帝国的基础,英国牢固树立了全球殖民霸权和商业霸权,保罗·肯尼迪为此评价道:在这一个世纪里,在欧洲的侧翼,乃至更边远的地区,大国的格局的确出现了重大的调整。某些西欧国家不断将其位于热带地区(尤其是印度、西印度群岛、南非和遥远的澳大利亚)的一些不稳定的小块飞地变为大得多的领地,其中占领殖民地最成功的国家是英国。

重商主义:工业民族精神的演进

第一帝国的指导思想是晚期重商主义,第一帝国是一个商业帝国。重商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只有能实现并且真正实现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财富,因此,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于是他们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和一切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对追求金银的狂热和对积累货币资本的渴望。就英国而论,重商主义的政策建议,虽然在14世纪末叶就有人提出来了,但重商主义作为一股思潮的形成,通常都是从玫瑰战争结束、英王亨利七世即位的1485年算起的;英国重商主义的高潮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时代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到18世纪的下半期,英国重商主义已处于衰落时期。重商主义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其中,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严禁金银出口,在对外贸易上奉行绝对的“少买多卖”原则。因此,早期重商主义被称为“重金主义”,或“货币差额论”。
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保证有更多的金银运回本国的前提下,强调发展手工业,强调以生产为基础的商业扩张。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被称为“重工主义”,或“贸易差额论”。由于贸易差额论与商业资本的要求最相适应,因此晚期重商主义又被称为“真正的重商主义”。第一帝国就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在第一帝国,英国是生产国,殖民地提供原料、接受产品,通过这样双向的对外贸易,英国大发横财。为此,国家必须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不让其他任何国家染指英国的殖民地。

在将近一个世纪时间里,英国人开疆拓土,用战争构筑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它以商业与贸易为目标,政府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兰德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一个国家更能响应商人阶级的要求,没有一个国家更能警觉战争的商业含义。到18世纪,以英国为中心,辐射到整个殖民地的商业贸易圈基本形成。在这个贸易圈中,作为宗主国的英国提供工业品或制成品生产,美洲殖民地提供烟草、鱼类及海防仓库,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提供蔗糖及其他热带农副产品,印度则提供香料。值得注意的是,在北美殖民地独立以前,工业革命在英国还没有真正开始,外部市场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人已经认识到商业贸易的重要性,认识到外部市场对国家的重要性。工业化之前,英国就已经拓展了外部市场,由此而造成广阔的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刺激了生产,驱动了突破传统生产方式的工业革命的出现。

工业化之前,英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仍然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阎照祥先生在其所著《英国史》中这样描绘“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它告别了内战、流血和专制,可仍未被工业社会浸淫。传统社会风貌处处可见:静谧的乡村、弯曲泥泞的小路,憨厚朴实的乡民,绿茵茵的公有地,哞哞欢叫的牛羊。这同莎士比亚的社会有多大区别?以后的英国人留恋和赞美农业社会的舒适生活,称之为“快乐的英格兰”。就在这一派田园牧歌的背后,一场使英国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经济变革逐渐来临。工业革命:为什么偏偏是英国?

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先发生。一说起它,人们所想到的往往是生产的增长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但如果我们考察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演进的历史,会发现所谓“工业革命”至少具有三方面的含义:技术的变革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社会整体的变革。而以上这三个方面,具有层层递进的关系。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会首先在英国发生呢?

一是英国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生长的制度框架。“光荣革命”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产者牢牢地掌握政权,财产被作为“自由”的基本条件;但同时国家又不受一个人的摆布,经济的成长不会因有可能威胁到国王的个人权力而受到压制。英国始于1215年《大宪章》的政治发展进程中,诸种因素的汇集形成了一个对资本主义生长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盛赞“光荣革命”后的制度框架对于英国产业革命的意义: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也许最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手里,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英国在不利的开端之后到1700年经历了持久的经济增长……现在舞台已为产业革命布置就绪。这从与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帝国的对比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西班牙这个当时最强大、从美洲掠夺黄金最多的国家中,却没有形成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治环境。中世纪末,西班牙城市起义反对王权,起义被镇压后,城市的自治权被取消,等级议会日趋衰落,王权完全依靠旧的封建主统治,因而更为反动。其结果是贵族没落了而没有丧失其最恶劣的特权,城市丧失了它中世纪的权力而没有获得近代的重要地位。于是大量掠夺来的金银控制在贵族手中,反而使封建贵族更加轻视本国的经济生产,而宁愿将这些轻易得来的钱财用来购买外国的廉价商品。政府为了满足贵族和豪富的要求,也极力输入奢侈品和手工艺品。对国内产品则实行重税盘剥政策,税率高达30%,使城市工商业遭受了沉重打击。掠夺来的金银引起物价上涨,西班牙本国的工业品也由此增加了成本费用,从而导致自己的工商业产品失去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掠夺来的财富不仅未能转化为再生产的资本,反而加速了西班牙帝国的衰落。历史证明,仅靠掠夺是不可能长期昌盛的。

二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各国相比有着较为独特的社会结构。自16世纪始,随着旧式贵族的衰落与中等阶级的兴起,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三层式的社会结构,以三个社会阶级——土地贵族、中等阶级与工资劳动者为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农民”式的双层社会结构被打破,新的社会群体开始涌现,并促使早先那种封闭的、刚性的社会结构,逐渐被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的、流动性弹性社会结构所取代。英国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为其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国家中,中等阶级并非没有产生,然而其力量却相对弱小,在社会功能方面意义不大。货币地租正在形成,但仍属封建地租性质。因而,原有的社会结构虽已过时,但尚未解体;新的社会力量虽已产生,却尚未强大到可以与旧势力抗衡的地步。于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它们落后了。

在上述两个有利条件下,最终形成了英国人独有的工业民族精神,也即是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合理谋利”精神。所谓“合理谋利”,是与在前工业社会中以非经济的强制手段吞占社会财富为特征的谋利手段相对而言的,这与英国的清教传统有关系。孟德斯鸠曾认为,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自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来,英国就形成了浓厚的清教氛围。清教所强调的,一方面是勤奋,另一方面是节欲。清教伦理既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又反对人们不讲信义。

这种提倡“合理谋利”的教诲,促使人们,主要是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靠自身的努力去扩大生产、创造财富,并且创造出一种可以引发农民市场兴趣、把他们富余产品拿到市场出售获利的新机制。随着这种自治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从而形成了国内市场,并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是促进了加工产业的专业化分工,最终产生出英国的民族工业;其二是孕育出一种与纯农业社会完全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体系,正是由于这种追求和价值体系,才产生出工业民族精神。

但仅有精神是不够的,英国在工业化道路面前还有许多障碍,在这方面思想家们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从霍布斯开始,到威廉·配第,再到约翰·洛克,他们的著作,都阐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即个人通过劳动所得到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天赋人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政府或国家应该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到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这一思想渐渐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了。工业化是一个财富急剧增长的过程,很多国家一直到工业化带来的财富增长之后才认识到确立私有财产权原则的重要性,而英国却在工业化到来之前就解决了私有财产的地位问题,这也是英国率先走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重大障碍便是重商主义。作为指导英国发展的国家政策,重商主义曾帮助英国保持过去的财富,但在工业化方兴未艾的时候,它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于是,突破重商主义的束缚,为经济“松绑”,就成为时代的需要,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总之,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发生,根本的一个因素是:“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让人们追求个人的目标,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能力。如诺思就认为:“随后而来的17世纪的政治动荡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它进一步巩固了自愿团体的所有权,使经济活动的增益为一个社会所有,在这个社会要素和产品市场已发展到足以促进这种扩张。”又如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所总结的那样: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该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标准已经发展到适合于工业化的程度。……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

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自由放任”和工业霸权

恰如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来之不易,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也是经过了一番努力才获得的。工业革命前,英国政府根据重商主义原则,长期实施限制进口、支持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最典型的行为是1815年制定的《谷物法》,规定当国内小麦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外国谷物进口。这项自私的法令保证地主阶级继续获取高额利润,却严重损伤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二三十年里,他们一再举起“自由贸易”的旗帜,要求废除《谷物法》,改变政府现行经济政策。

英国的经济自由理论,可追溯到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学说。与重商主义认为一国的财富取决于它的贵金属拥有量不同,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一国的财富最终取决于一国可以用来和他国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因此,国家的生产能力是一国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要增加一国的财富总量,就必须发展本国的生产,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休谟指出:对外贸易的好处是,既使臣民富裕,又使国力强盛。……总之,一个从事大量进出口的王国,比起一个满足于商品自给自足的王国来,其工业必然更加发达,在生活方面更讲究舒适。因此,这样的国家就更富裕,更幸福,也更加强大。经济自由还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生活,这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的状态下才能最好地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会对经济造成破坏,只有
“一只看不见的手”即纯粹的经济规律不受节制地起作用,才能把这个国家引向富强。杰里米·边沁也告诫说:良好的社会应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追求到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时,全社会的最大利益才能够实现。斯密—李嘉图的“自由经济理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是英国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引导下英国走上了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它一方面使英国顺利完成了工业化,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同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给后来实行工业化的国家留下许多深刻的教训。

1846年皮尔政府正式废除《谷物法》,1849年罗素政府废除《航海条例》,英国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得到了充分体现。与此同时,英国在40年代也完成了工业革命,“乡村建起了灰暗的厂房,城镇竖起高耸的烟囱,工厂里回荡着机器的轰响,高炉前喷发出铁水的光亮。工业已成为国家的命脉,人们靠工业、而不靠农业生存。”

工业革命也使英国顺利登上了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185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金属制品、棉织品和铁产量的一半,煤产量的2/3,其他如造船业、铁路修筑都居世界首位。1860年,英国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40%——50%,欧洲工业品的55%——60%。1850年英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20%,10年后增至40%。英镑成为国际货币。185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向全世界展示了英国工业化的成果,并宣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但英国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02%,人口在当时只有1000多万,远比欧洲其他国家少得多。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联合王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却似乎具有相当于全世界潜力40%——50%的现代工业能力。”用英国史学家L·C·B·席曼的话说,工业革命使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一个时代的风气如新世界的大河汹涌奔腾,不可阻挡,而率领这个新世界的,正是工业革命的摇篮——英国。

保守政治:“有保留地变革”

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政治上进入一个保守时期。这个现象在许多国家后来都出现过,即经济激变与政治保守同时并存。在英国,“保守”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开历史倒车,甚至也不意味着抗拒变革;它意味着尽可能长地保持某个事物,并且在不得不进行变革时把变革的幅度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这样一种保守主义,可以追溯到革命时期。如前所述,英国内战是由议会与国王的冲突引起的。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力图变革的议会却长期以来指责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等国王“标新立异”,背弃传统。

因此在英国革命中,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自称是在维护传统,而竭力维持现状的人则被指责为“标新立异”。如1640年长期议会召开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国王,说他侵犯了国民的自由,违背了国家的传统等等。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发动革命的“革命者”们(这是他们决不会承认的,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恢复了英国古老的传统)都认为英国已建立起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因此任何变革都只会摧毁这种完美性,导致恶劣后果。因此英国从此进入一个全面保守的时期,不仅托利党保守,辉格党也保守。事实上在“光荣革命”以后很长时间中辉格党一直掌权,但他们决不想对现存制度作任何变动。正如当时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1723年——1780年)所说:这种政治或公民自由的观念与实践在我们这些王国繁荣昌盛、最充满活力,它几乎就是完美无缺,只有其拥有者的愚蠢与过失才可能丢失或摧毁它。但当18世纪中期以后辉格党改变态度,指责这个制度弊病丛生,并提出改革纲领时,托利党的保守功能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从18世纪80年代起即出现托利党的持续执政,一直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托利党在如此长的统治时期内抗拒一切改革。而英国政治的保守性,在对待法国大革命时可以说表现得最为充分。曾多次在托利党内阁中任要职的温德姆在1790年法国革命初起这样警告英国:我确实遗憾地看到这种陌生而又不切实际的想法近来从大陆大群地飘荡过来,就如蝗虫般吞食我们土地上美丽的花朵……在飓风席卷的时节,怎能建议你去修补屋舍?这典型体现了托利党人保守主义的担忧:即便有缺点,也不可以修补;因为在修补开始后,谁能担保结果不会更坏?

如果说到1790年止,保守主义还只是一种政治本能的反映,是出于对陌生事物的疑惑与恐惧,以及对熟悉事物的本能的依附,那么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它就上升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了,其集大成者是爱德蒙·柏克(1729年——1797年)于1790年写成的《法国革命感想录》。在这本书中,他把英国保守主义的原则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为保守派提供了经典性的理论武库。他针对“光荣革命”是人民做出选择、造就了一位国王的观点,指出“光荣革命”尽管打破了继承的常规,拥立了一位新君主,但它并不是一次变革,而只是对传统的恢复;它是“习俗”的需要,是为“保持我们古老而无可争辩的法律和自由,保持那作为法律和自由的唯一保障的古老政府体制而发动的。”

总之,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新花样,也不回归经试验已发现有问题的旧式样。英国人只站在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既不盲目向前,也不回头倒退;既不轻举妄动,也不做历史垃圾箱中的老古董,这就是柏克的保守主义,是一种把变革捆起来硬塞进传统之中的保守主义。

柏克的这个理论体系以习俗为支柱,全面表达了英国保守主义的守成特色:柏克反对破坏传统,其实是反对任何未经证明的权利。这既针对统治者,也针对平民,谁都无权为所欲为。从这一点出发,保守就可以在一个临界点上与变革相衔接,同意用某种革新的手段将某种弊病革除——当然保守主义称之为“恢复传统”。

柏克有一句堪称保守主义座右铭的名言:我决不排除另一种可以采用的办法,但是,即使我改变主张,我也应该有所保留。这就是“有保留地变革”的原则。将这一原则率先在政治中加以运用的,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托利党首相小威廉·威廉·皮特(1759年——1806年),他的父亲也叫威廉·皮特,是著名的辉格党首相,曾领导英国打赢七年战争。他的家庭有悠久的辉格党传统,但他本人却转向更加保守的托利党。1783年年仅24岁的小皮特应乔治三世之召担任首相。

国王本想让这个娃娃政治家成为他个人统治的工具,不想小皮特却坚决维护议会政治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小皮特代表保守党守住了“光荣革命”的成果。小皮特执政的另一个特色便是全力推行均势外交,因此有人称他“为下一个世纪的英国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

从1783年起,直到1806年他去世止,中间只隔约两年时间,小皮特一直占据首相宝座,形成一个漫长的“皮特时代”。他死后,其门徒又独占政权约20年,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卡斯利雷、坎宁和帕麦斯顿等。这40多年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保守时期,小皮特堪称是英国保守政治之父。而他对法国革命的仇视决不在柏克之下,正是他领导了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在他的墓碑上至今还刻着这样的墓志铭:在思想毒化使文明社会受到解体威胁的时代,他带领忠诚、理智而正直的人们捍卫了可贵的英国君主制。20世纪另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丘吉尔评价道:“这段碑文写得至为贴切。”

五、日不落帝国

简单考察了英国保守主义传统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保守的英国与革命的法国之间的恩怨。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为何会积极组织和参加欧洲大陆封建国家的反法战争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法国革命所采取的极端措施,使保守主义的英国一开始就对法国革命抱有极度的反感;二是革命法国的对外扩张严重地威胁了欧洲的均势体系。因此,英国反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实际上体现了保守主义和维护均势的双重主题。

英国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的敌视态度集中反映在柏克的言论之中。如柏克认为法国国民会议既不自由又不体面地上演了一出深思熟虑的滑稽剧。他们表演得就像是市场上一群骚乱的观众面前的喜剧演员;他们在一群不顾羞耻的穷凶极恶的男女的混乱喊叫声中进行表演……这个推翻了国王和王国的议会,甚至于并不具有一个严肃的立法团体的面貌和形象。这简直是口诛笔伐了。法国革命采用的极端措施也使英国普通大众逐渐疏远法国革命。大多数英国人并不希望像雅各宾派恐怖统治这样破坏社会秩序和私有财产的运动扩展到英国,因此,他们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便由同情转向憎恶,对英国本国政治也由支持改革转向拥护现行制度,保守主义和保王主义的情绪在越来越多人中获得市场。

随着保守主义思潮在英国的蔓延,革命的法国与保守的英国之间越来越格格不入,但是,仅仅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并不足以使英国放弃对欧洲大陆多年奉行的均势原则和中立政策。实际上,英国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法国革命的极端措施固然使得保守的英国极度反感;但这场革命同样也造成了法国国内的政治动荡,这对英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法国是欧洲大陆均势体系中的重要砝码,直接干涉法国可能会打破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因此,在法国革命的开始阶段,英国对法国革命是抱着观望态度的。只有当法国革命不断深入,法军在对外战争中节节胜利,越过莱茵河控制奥属尼德兰地区,使英国在低地国家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时,英国才感觉到不能再对欧陆局势等闲视之。然而,即使在这时,英国仍不愿与法国直接冲突,英国最初的想法是利用对法国革命极度仇视的奥地利、俄国、普鲁士等欧陆国家来阻挠法国革命向外蔓延。由于俄国此时正在全力瓜分波兰,不愿涉足法国革命的泥潭,英国只好求助于奥地利和普鲁士,1790年7月,英国、荷兰、奥地利、普鲁士在西里西亚签署《莱亨巴赫协定》,规定英国、荷兰、普鲁士有义务来帮助奥地利恢复对尼德兰的统治;而奥地利则停止正同土耳其进行的战争,与普鲁士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法国。1792年4月,法国与普奥间正式爆发了战争,欧洲国家持续22年之久的拿破仑战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但普奥两国在对法战争中却屡遭败绩,听凭法国势力迅速向欧洲广大地区特别是低地国家扩散,英国政府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前台。当1792年11月法军占领安特卫普后,12月英国向法国发出正式照会,声称:英国绝不会同意法国擅自以假借的天赋权利为借口,把自己当成是唯一的裁判官去判决由神圣条约建立起来的、并由所有大国一致加以保证的欧洲政治体系。英国坚持它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遵循的准则,对法国直接或间接地使自己成为低地国家的主人,或成为欧洲的普遍权利和自由的主宰者的行为,绝不会置之不理。这份照会预示了英国将直接参加欧陆国家反对法国的军事行动。

促使英国直接参战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法国革命不断呈现出对外输出的势头,法国国民大会公开宣称,法国将援助世界上所有民族推翻统治者和压迫者的斗争;其次,法国在这个阶段的对外战争中兼并了大量领土,严重地危害到欧洲大陆的政治结构,特别令英国不能容忍的就是法国对低地国家的占领。英国一直将这一地区视为自己的门户,任何大国占领它都被视为威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英法间长达百年的争霸拼斗,英国在这场斗争中已初具优势,它不希望革命的法国扭转这种局面。事实上,随着拿破仑战争的进展,英法争霸的实质越来越清楚,就法国方面来说,拿破仑政变后战争的正义性已经不存在了,双方的争夺就是在争夺欧洲,争夺世界海洋的控制权。

1793年1月,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革命者推上断头台后,英国与法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英国决心正式参战。随后,英国纠集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从这时起,英国便开始成为历次反法联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中,联盟军队最初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在雅各宾派专政以后,法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被充分调动,法国很快转败为胜,1793年法军收复土伦,1794年法军又战胜了英荷联军,将战争推进到尼德兰境内;在北方战场上,法军也先后战胜了普军和奥军,1795年普鲁士、西班牙先后退出战争;1797年奥地利也在战败后退出反法联盟。第一次反法联盟宣告瓦解。此时英国的处境十分艰难,法国兼并了荷兰和西班牙的舰队,1797年法军入侵英国本土似乎已迫在眉睫。不过两场海战拯救了英国的命运,也拯救了英国的海上优势:一场发生在圣文森特角,英军打败了西班牙舰队,霍雷肖·纳尔逊在海战中发挥了杰出作用;另一场海战发生在英吉利海峡,英军打败了荷兰舰队。此时拿破仑在法军中已声名显赫,英国的海上强权使他认识到无法直接进攻英国,于是转而去切断英国与印度的通道,企图摧毁英帝国的基础。因此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先后攻占了亚历山大和开罗,引起了欧洲的巨大震荡。

法国在地中海方向的扩张直接危害到俄国在巴尔干和东地中海的利益,沙皇保罗一世一改此前对法国革命的消极态度,决意要对法国开战。法国吞并爱奥尼亚群岛和对埃及的入侵破坏了法国与土耳其之间的良好关系。

1798年土耳其对法宣战,次年,又分别与俄国、英国结盟。普奥两国此时也开始与英国商谈结盟事宜,第二次反法同盟逐渐形成,这是由几个双边同盟组成的松散联盟,因此很难经受反法战争的长期考验。1800年俄国与奥地利闹翻后愤而退出,第二次反法同盟便名存实亡了。1800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随后法军在马伦哥战役中打垮了奥军并重新夺回意大利北部,奥地利也被迫退出战争。第二次反法同盟土崩瓦解,这一失败使小皮特政府被迫下台,阿丁顿开始出任英国首相,并迫于内政外交的巨大压力,同意与法国议和。1801年英法签订《亚眠条约》,反法战争告一段落。

和平仅维持了一年多。由于《亚眠条约》使英国退出了大陆,法国可以顺利地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等地进行领土扩张,并对英国的商品进行封锁,此时工业革命已在英国兴起,限制英国的贸易,无疑是扼住了英国的咽喉。

因此,1803年春英国主动宣战,1805年10月特拉法加海战爆发,这是英国舰队与法西联合舰队在西班牙南部沿海的特拉法加的一次总较量。这场战役直接决定着英吉利民族和英帝国的命运,正如英军统帅霍雷肖·纳尔逊所言:“情况很明朗,只有打败拿破仑,英国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必须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主人。”两军交战之前,纳尔逊在旗舰“胜利号”上向舰队发出信号:“英国要求人人尽职。”战况十分惨烈,“舷炮的咆哮、桅杆折断的响声和步枪近距离射击的怪叫在空中搅成一片。”

纳尔逊忠实履行了自己下达的指令。在“胜利号”的航海日志中有这样一段话:“零星战斗一直持续到四点半钟,胜利的消息报告给总司令纳尔逊子爵之后,他由于伤势过重而去世了。”丘吉尔如此评论:“这次胜利是彻底的胜利。”自此英国取得了拿破仑战争最后十年中的制海权,即使是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也无法击败英国。为使欧洲的封锁不留漏洞,拿破仑于1808年进攻西班牙,引起了西班牙人民的强烈反抗,这成为拿破仑失败的第一根绞索。

1812年俄法矛盾因大陆封锁等问题而激化,促使拿破仑发动侵俄战争,而这又是拿破仑垮台的直接导火索。对法兰西帝国的最后一击仍来自英国,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之役,威灵顿公爵击败了拿破仑皇帝,“这一仗结束了整个战役”。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反法战争的结束。通过战争,英国的宿敌法国被彻底击败了,在建立全球性殖民帝国的道路上,英国再也没有任何对手了。也正因为英国在反法战争中的胜利以及战后对战败法国的宽容,才使得未来的“日不落帝国”能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而不需要再以战争为基础。

1783年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宣告了第一帝国的终结。此后,英国人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帝国。为此,谢尔本伯爵哀叹道:“政府同意美洲独立之日,便是大不列颠之太阳陨落之时,我们将不再是个大国和受尊敬的民族了。”然而,仅仅几十年后,一个更庞大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日不落帝国”又被英国建立起来,它在欧洲的国际政治对弈中再次击败对手法国,自“滑铁卢战役”胜利后一个世纪里达到了它力量的顶峰,建立了可与“罗马治下的和平”相提并论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之所以说此时英国的力量已达到了顶峰,主要因为:

第一,海上霸主地位通过反法战争树立起来。如前所述,能与英国海上争霸的,只有法国、西班牙。不过通过亚勃基尔湾海战与特拉法加海战,法国舰队与西班牙舰队的主力被彻底击溃,再也无法与英国较量了。从世界各国海军力量的对比来看,1790年时,英国的海军总吨位为4859万吨,仅次于它的法国为3143万吨,第三的西班牙为2422万吨,尽管英国排名世界第一,但仍然还没有确立绝对的优势,仅次于它的法西两国的海军总吨位数联合起来就超过了英国;到了1815年时,英国的总吨位数达到6093万吨,法国尽管仍排名第二,但减少到2283万吨,俄国列第三,为1673万吨,西班牙沦落到第四,还不到6万吨。可见,英国的海军总吨位数超过了排在其后的三个国家的总和,而大致相当于世界其他各国海军总吨位数的总和。正如希尔所说:“英国的政策在拿破仑战争中达到顶点,使得英国的国防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在这场战争后的近一个世纪里无人能与之匹敌。”

第二,英国在反法战争中完成了帝国重建的任务,建立在第一帝国废墟之上的“日不落帝国”已基本成形。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17世纪末以来,英国和法国争夺商业和殖民霸权的继续。……实质上,英国政府和统治阶级反对法国的主要动机并非为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是为了争夺世界的商业和殖民霸权。这样,我们不难看到,当反法联军在欧洲大陆与拿破仑进行争夺时,英法之间在殖民地上的争夺也异常激烈。在与法国人争夺殖民地时,英国不再一味地扩大殖民地,而主要是为了争夺那些拥有广阔市场的殖民地以及对于英国海外贸易通道的畅通至关重要的一些殖民据点等。这些殖民地或殖民据点包括:从法国人手中强占的毛里求斯、塞舌尔群岛、多巴哥和圣卢西亚,从荷兰、西班牙、丹麦等国手中强占的非洲的开普、亚洲的锡兰、马耳他、特立尼达、赫尔戈兰等。这些地方尽管面积不大,但是对于维持帝国的贸易通道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反法战争结束后,英国在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上,完成了由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的过渡。进入19世纪后,自由贸易作为一项政策逐渐广为流行,英国逐渐放弃了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走上了贸易自由化的道路。1808年,英属新斯科舍和新布伦瑞克总督宣布,允许英国或美国船只把某些商品转运至印度,这实际上是对实施了100多年的《航海条例》的违背,但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许可。1811年,英国进一步表示,允许除法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船只装载某些重要产品进入英属哈利法克斯、圣安德鲁斯、圣约翰等港口。在远东的印度,从1793年起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一步步受到侵蚀,到1813年时,英国政府则彻底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自由贸易”原则在未来帝国的中心——印度次大陆初步确立起来。

总之,到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时,随着帝国版图的迅速扩大,第二帝国基本定型。如果说第一帝国的中心是北美13个殖民地,那么,日益兴盛的“日不落帝国”的中心则是远东的印度。印度对于帝国的重要性,正如曾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所言:“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一旦丢掉了印度,我们的地位将一落千丈,只能降格为一个三流国家。”更多的人则形象地将印度誉为“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

从1815年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商船与战舰出现在全球各个角落,他们获取领地、开设口岸、掠夺原料、倾销产品……19世纪40、50年代两场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市场,1858年英国与法国、荷兰一起强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36年和1857年英国与伊朗签约,1838年和1861年英国与土耳其签约,这些条约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共有一个核心内容,即英国要求得到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特权。为确保帝国安全以及贸易的通畅,英国这一时期还占领了一些军事要塞与贸易据点,如1819年占领新加坡,1839年占领亚丁港,1841年占领香港,这样从好望角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英国建立了一条极为通畅的海外贸易通道。

如果说历史上庞大辉煌的罗马帝国也只不过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区域帝国,那么,英国人建立的“日不落帝国”却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英国殖民地遍及全球,其开拓的疆域之大,统治的人口之多,绝非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所能比拟。庞大的“日不落帝国”是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国的一个标志,帝国本身与英国的海上霸权与工业霸权一起,共同将英国推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英国的霸权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小小岛国能在世界称霸一个世纪之久,这是它一系列的制度领先所造成的结果。

1837年,18岁的女王维多利亚登基,新女王在继位之前的日记中写道:既然上帝把我置于这个国家的王位上,我将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尚年轻,可能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但我肯定,几乎无人像我这样怀着为国为民的良好意愿和真切希望。女王充分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她在其一生中模范地履行了立宪君主的职责,因此深受国民的爱戴;她还是那个时代道德风尚的典范,她是贤妻,又是良母,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也是优秀的一家主妇。她自己生活严谨,工作刻苦,对别人又充满责任感。在许多国人眼中,她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她漫长的64年在位时期则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顶峰。维多利亚在位时期,被称作“维多利亚时代”,在英国所有国王中,她享有盛誉,这不是因为她做出了什么轰动的事业,而是因为她什么都不做,而仅仅恪守立宪君主的本分,做她那个时代的表率。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达到强盛的顶峰,当时,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英国的富庶已经使新老世界为之瞩目,1851年一个法国人参加了在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后说: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养活了它的人民;而法国,一个民主的国家,却只会为贵族进行生产。所以,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为他们的无可匹敌的地位洋洋得意,它这时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然而从70年代开始,英国工业独霸全球的地位却开始丧失了,其他国家迎头赶上,而以美国和德国最为突出。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在1880年——1890年的10年间,英国年增长率是22%,德国是29%,美国是41%。1890年——1900年这10年英国是34%,德国也是34%,美国是38%。但1900年——1913年,英国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5%,德国却增长30%,美国增长了39%。1880年,全世界制造品出口总额中有40%以上是英国的,到了1913年英国、德国和美国三个国家在制造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变成了299%、264%和126%,英国的下滑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这只是相对下滑,从绝对数字上看,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维多利亚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富庶,直至它结束时都是这样。

然而这种富庶更像是一种罪恶,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十分明显。一方面,有贵族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农人破败的茅屋草舍。一方面,是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绝望的生存挣扎。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一个国家存在着天堂与地狱的鸿沟。这一时期英国著名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英国说成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都与时代格格不入。应该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的这些政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不过时过境迁,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这套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成为强盛之中的一道不和谐的阴影。我们仅以议会选举为例,1715年选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说英格兰总共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选民人数少对于贵族最为有利,它能使贵族寡头利用贿选来操纵选举。这样在18世纪,贿选风气盛行,几乎每一个议员都是靠花钱买进来的。议员花钱进议会,又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钱收买他们。于是腐败之风盛行于政界,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

总之,在进入工业化之后,英国被许多成就陶醉了,沉迷于世界霸主地位的无限自豪中,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于英国的制度优越,而根本没有想到,它的制度仍存在许多结构性弊病。它犹豫于对制度进行及时的变革,由此出现制度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积累了种种的问题,这对于它的强国地位是十分不利的,这是造成日后英国衰落的一个潜在隐患。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英国越过强盛的巅峰时,许多人才开始对国家制度进行反思,进而开始了对政治制度进行大调整的改革时代。虽然这些调整与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清除了延续已久的积弊,但此时要挽回昔日的雄风已经不可能了。由此看来,一个国家或民族应随时审视自身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优势中存在的隐患会影响全局,英国的教训值得思考。

六、越过强盛的巅峰 英帝国的负担

自从有了殖民地,英国便开始喜欢使用“英帝国”一词,从17世纪初英国在北美建立第一块殖民地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绝大部分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独立,英国作为一个殖民帝国的历史达350年之久。可以说,英国的强盛是与英帝国的强大联系在一起的。到19世纪时英帝国逐渐攀上了它的发展巅峰:1800年,英帝国包括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万人口;1900年英帝国拥有1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9亿人口;到一战爆发时,英帝国拥有127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4.31亿人口,占当时全球总人口的1/4及全球面积的1/4。而英国本土只有区区24万平方公里。

英帝国领土的几乎一半是1874年后获得的,其新获领土的规模和商业价值要远远超过法国和其他列强,这或许是因为英国相比于其他竞争者,拥有更多称职的帝国建设者、传教士、海外商人以及更充裕的借贷与投资的资金。当然,强大的海军是英国成功进行殖民扩张的最重要因素。幅员辽阔的帝国给予英国相当有利的战略优势:在全球的各个战略要地,如直布罗陀、塞浦路斯、马耳他、好望角、苏伊士、锡兰、新加坡、香港,英国皇家部队、供煤港口和舰队基地星罗棋布,皇家海军在各大洋游弋。另外,英国在全球还拥有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缓冲地带,给其自身以很大的回旋余地。面对这幅太阳永远不落的壮丽景象,阿诺德·汤因比如此描述他的同胞们的感受:“据他们看,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了。”塞西尔·罗德斯甚至认为,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而夜晚在空中闪烁的星星是那么诱人。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名著《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中说:“然而,最壮观的现象却不一定最重要。当世界局势观察家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分析这个似乎是国家和国际发展模式当中的明显新局面时,他们认为殖民帝国的创立只是其许多方面之一。”这是因为,帝国辽阔的土地对英国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广大的殖民地是英国原料供应地、商品销售地以及资金投资市场,英国享受着作为帝国之首的荣耀;另一方面,英国在控制和经营殖民地事务中也必须付出,并承担保护和发展殖民地的责任。它的殖民版图越大,英国所承担的任务也就越多。事实上,英国的一些理论家尖锐地指出,帝国为资本家创造了大量利润,却对殖民地和英国的普通百姓毫无益处。如英国理论家J·A·霍布森曾认为,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是“国家生活中的一种让人堕落的选择”,从根本上迎合“自私的攫取欲和暴力统治欲”;他在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穷人入不敷出,富人却能积累财富,并将这些财富作为资本投向海外以获得更大的收益,这就是帝国存在和扩张的动力。霍布森指出,英国的殖民政策就是为这些经济寄生虫服务的。

布尔战争使英国大众深刻体会到殖民扩张的苦涩后果。战争在南非的布尔人与英国军队之间展开。英国虽获得了胜利,但为了征服这样一个很小的民族,却花费了3年时间,派出的军队人数甚至超过了布尔人的总人口数,付出伤亡近2.2万人,耗资20多亿英镑的高昂代价,还失去了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如此惨重的胜利,使英国人的心灵深深受到震撼。布尔战争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英国的帝国扩张能力不是无限的,殖民地并不是越大越好。布尔战争是英帝国发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帝国不断上升,在此之后的帝国开始走向没落。其重要标志是英国开始把注意力从扩大帝国转到巩固帝国上来,即通过对现有殖民地的治理和有效统治,使之转化为实际利益,达到从殖民地得到多而付出少的目的。

当然,英国对殖民地的巩固行动并不是从布尔战争后才开始的,1897年英国政府召开第二次殖民地会议,正式提出建立“帝国议会”的主张,但各殖民地热情不高,多数殖民地主张安于现状。英国政府为保证帝国的永世长存,1903年提出要建立共同的关税制度,各殖民地态度依然消极。帝国联邦和帝国关税制两大设想都未能实现,这表明帝国已悄悄走上了下坡路。事实上,帝国内现在已出现一种离心的倾向,自从英国给予殖民地以自治的权利以来,与英国远隔重洋的各自治殖民地逐渐走向成熟,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同、新的社会和新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形成新的民族。一旦新的认同产生,脱离母国就是必然的。

殖民地会议在1902、1907年再次召开,此后改名为“帝国会议”,帝国会议在一战中为英国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也使各殖民政府与英国政府日渐处于同等地位上,给殖民地的离心倾向提供了更大动力。一战结束后,大英帝国开始全面瓦解。

经济力量的衰退

一战后,英国在总体实力上已经让位于美国。二战后,英国已经沦为二流国家。从表面看,似乎是战争让英国从顶峰跌落下来,其实英国在它最强盛的时期就已经隐含着严重的问题,1870年以后英国就在经济发展上显露出疲态。尽管绝对实力要到1913年才被美国和德国超过,但对于英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能保持领先的发展速度,绝对的落后是迟早的事情。因此,分析这一时期英国相对衰落的原因,对我们理解为何英国从强国地位上滑落至为重要。

第一,英国丧失了工业科技的优势。英国虽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和绝对领导者,但据1851年的英国人口调查,农业依然是英国最大的行业,手工业者也依然具有很大的份额。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也被许多学者称为古典工业革命。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英国在1870年前或许一直在快速地工业化,但它仍然是一种农业经济。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无论从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所能比拟的,对于一个国家更为关键。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在几个先进国家同时发生,但技术发明和创造的主要国家已不是英国,而是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即便是英国发明的先进技术,也因工业界的保守思想而没有发生积极作用。可以说,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经济制度的创新机制,它们并没有跟在英国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接受了现代化的思想精髓,采取最新的科技成果,大力发展电力、化工、石油、电器、汽车等新兴产业。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导权,不仅依靠着煤和铁,也与英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发明息息相关。同样,德国和美国的发展也与国家对教育和科技的重视紧密相连。

第二,没有及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英国经济以棉纺、煤炭、钢铁和造船为支柱产业,英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是保持英国经济优势的关键因素。但到1870年以后这些产业的设备都已陈旧落后,英国没有及时对技术设备进行更新换代。虽然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展,英国仍能保持经济的低速发展,但其所占市场份额相对减少了。当然对于像英国这样已经形成工业化规模的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加困难。但当时的情况是,哪个国家在新兴工业部门占据优势,它就可以开拓新兴市场并获得高额利润。由于惯性力量,造成英国在新兴产业的研发方面落后于美国和德国,因此英国新兴产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低,其产值到1903年只占工业总产值的6.5%。

第三,英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高。1865年——1914年的英国投资中,英国本土投资只占30%,其他70%的资金投在国外,其中美洲占37%,已经超过在本土的投资。到一战前,英国几乎占全世界总投资额的一半,位居第二的美国只占19%。资本的输出使伦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英国在国际贸易中也获利甚丰。但是,资金不断地从国内转向国外,长此以往,便制约了国内的生产投资和技术革新,造成英国经济的对外依附性,并且形成了国内一个庞大的食利阶层。依赖性的经济是十分脆弱的,英国经济必须围绕着国际经济运转,必须确保无形贸易的收入,必须确保金本位制、自由贸易政策和平衡财政等经济手段的有效运行。一旦这些条件改变,经济的依赖性必然成为一种制约经济发展的力量。这在后来发生的两次大战中得到了印证。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的,英国依赖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是一种战略弱点。

第四,教育落后给英国经济带来致命打击。同时期的德国在这一方面远远走在了英国的前面。例如在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方面,从1809年开始,财政拮据的普鲁士政府就每年拨款15万塔勒作为兴办柏林大学的经费。1838年,普鲁士政府用于教育的支出达300万塔勒,相当于同年英国教育支出的20多倍,1900年德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
,同年英、法只占09%、13%。1913年德国教育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68%
,占国民收入的24%
,仅次于居首位的国防支出。1763年弗里德里希颁布《普鲁士乡村学校法》,明文规定5——12
岁儿童必须入校学习;1765年颁布《西里西亚罗马正教学校法》对培训教师作了具体规定;1794年普王威廉二世颁布《公民法》,使学校教育世俗化;1872年通过了国家对学校监督法等等,这一系列法律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19世纪初,德意志的许多邦就已实行了强迫义务教育制度,到19世纪末,统一的德国已经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国民整体科学素质。从1851年到1900年50年中,德国在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共计202项,远远超出英、法两国之和,20世纪初的20年中,德国就有20人获诺贝尔奖,无疑,德国已取代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大量新技术、新设备的迅速采用,促使德国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英、法。尤其是1890年——1900年间,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61%,达到一战前的最高水平。1895年德国的工人及家属已达35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7%。1895年——1913年,重工业部门工人的比重由35
1 %提高到54 5
%。德国科学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五,企业家精神丧失了。这是因为在英国社会,对贵族及其生活方式的崇拜几乎根深蒂固,第一代企业家创业后,往往想把子孙培养成贵族,结果几代人之后,创业的激情就荡然无存了。实际上,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往往在处于优势地位后,多少都会产生一种惰性,只是这点在英国反映得更加明显。英国存在着轻视工商业,追求宁静、安逸,贪图享受,反对变革的贵族文化传统。这种追求田园生活的绅士文化和保守性的民族特性,使得英国人发达之后,就会以贵族形象来重新塑造自己。法国人把英国工业家工作时间之短以及周末休假之长当做笑柄;美国人指望英国人的守旧而从中渔利;德国人说:“假如我们再有一百年的和平,我们将会置英国于死地。”

英国作为一个小国却能成为世界最强国,关键在于它在上升过程中不断抓住创新的机会,创造出新型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新的生产方式。所以,如果将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逐渐落后下去的原因总结一下:归根结底,是英国文化中固有的保守因素阻碍了英国工业的不断创新,在处于领先地位之后,英国所做的只是对旧体制和旧技术修修补补,从而使英国在面对世界性竞争时处于被动局面。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丧失创新能力的时候,它就要衰落下去了。

延伸阅读:深陷衰退泥沼 “日不落帝国”沦为“小英国“

中新网8月6日电
据香港《文汇报》6日报道,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专题指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之一,英国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扮演着世界霸主角色。但今非昔比,随着国际局势跌宕变化,“日不落帝国”逐渐丧失往日的威严。如今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更令英国经济遭致命打击,一度辉煌的大英帝国已无法走出衰退泥沼。现在英国必须在世界上重新定位,例如变身为“小英国”。

金融危机对英国构成沉重打击,国债持续攀升。由于军事、外交开支巨大,英国政府在预算问题上早已捉襟见肘。无论是执政的布朗首相还是反对党领袖卡梅伦,都没有足够资金逆转经济颓势。

“泰晤士河上的冰岛”

尽管全球经济不景气几乎波及所有国家,但英国的损失却最严重。金融业务曾是推动英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如今却成为一块“绊脚石”。有政治评论家挖苦英国是“泰晤士河上的冰岛”,暗指英国或许将继冰岛后成为另一破产国家。

经济上问题重重的同时,外交上也显得举步维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上,英国刻意与美国步调一致,令英国掌握了更多话语权,但却沦为美国身边的附庸。随着中国和印度两大经济体崛起,以及美国转而寻求其它新伙伴,意味着英国在世界最高谈判桌上的位子越来越小,地位也日益削弱。

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科恩斯说:“尽管英国是相对较富裕的国家,并且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国家的实力正在走下坡。”1962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嘲笑道:“英国不再是帝国,但是现在仍然没找到自己的位子。”这句话现在又刺到英国的痛处。

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海军在18世纪前后拥有世界最强大海上力量是功不可没。即使二战后萎缩成一支“地区舰队”,仍具相当实力。但前英国海军大臣韦斯特感叹道,英国海军已大不如前,很难再打一场像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那样的战争。

乏政治强人 宪制落后

英国目前的军费预算仍居世界前列,但英军在阿富汗频遭挫折,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也日渐下降。而在关乎一个大国终极实力的核问题上,英国更面对渺茫不清的未来。

12年前,随着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一举获胜,结束保守党18年的统治,布莱尔对英国的前景表现异常乐观,但他的接班人布朗上台后内外交困,近来由于国会开支丑闻曝光,使民众更蔑视政治和政客,导致国内气氛愈加阴沉。

也许在下次选举中保守党将会获胜,卡梅伦将接替布朗,但这种变化却完全没有布莱尔获胜时给民众带来的感觉。那时经济开始空前发展,移民政策使国家获益,今天早已没有当年的风采。下任首相甚至再下一任首相的任务,不仅要为英国重新定位,且要复兴过往“大英帝国”的精神。

有学者指出,英国要重振昔日光辉,大刀阔斧推行宪制改革是刻不容缓,指英国仍沿用18世纪的制度,解决不了21世纪的危机。

英国内政外交五大问题

经济引擎抛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英国国债数字激增,将在未来5年内增加一倍,与国内生产总值持平。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协会预测,人均收入恢复到2008年初的水平需花6年时间。国防部和外交部的预算将被削减,影响英国在海外的力量。

受金融危机冲击,英国近50年来首次出现通缩。IMF指英国经济衰退将比其它发达国家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英国经济今年底会开始恢复,但会明显落后于美日等国。

外交实力削弱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处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步调与美国一致,英国被指没有自己的独立态度。为解决这问题,英国急于在打造软实力上下功夫。然而事与愿违,仅2004年一年,外交与联邦事务部便裁掉19个外交使团,设在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家的领事馆也被调低级别。如今,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有4000名工作人员,较几年前减少了2000人。

国际地位动摇

在冷战期间,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把自己视为仅次于美国里根总统的世界领导人,击垮苏联,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安全环境。在布莱尔执政的10年间,英国参加了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3次战争,其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位居第2。如今一切都变了。近年来,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美国也相应调整了外交策略,重处理好与亚洲、拉丁美洲的关系,重新考虑与英国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相比之下,英国的重要性正日益降低。

军事内外受挫

近年由于财政紧张,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开支增加,英国政府不得不大幅削减军费,最近因英军在阿富汗的阵亡人数剧增,政府才逼不得已表示不会削减军费。尽管英国国防预算仍居世界前列,但从长远来看,军费削减将无可避免。英军皇家联合服务中心的报告显示,在未来6年内英国国防部将把军费开支降低11%。

随着阿富汗战场恶报频传,英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也正日益下降。今年7月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英国百姓认为阿富汗战争是“无法获胜”,英军应尽快撤走。而在关乎一个大国终极实力的核问题上,有54%的英国民众认为政府应当彻底放弃核威慑力量。

教育开支沉重

在90年代,英国工党政府承诺扩展大学教育,开放予贫穷和少数族裔学生,打破精英阶层的垄断。但伴随而来的庞大教育经费,为政府带来沉重负担,有国会议员更公开批评开放大学门户的做法不智,就像“火车开得太快,最终将会出事”。政府在财困下,只好对大学学额实施上限,导致多达4万名申请学生失去读大学的机会。

此外,有学者和学生抱怨大学降低入学门坎,导致学术水平下滑。而由于学生人数大增,校方资源不足,唯有提高学费帮补,令大学教育越来越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