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从外交目的和贸易角度解释

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原因,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从宋元以来和明初的历史背景出发,宏观分析明朝出动大军下西洋的实力、条件、动力,由此得出的“外交说”[1]与“贸易说”[2],的确言之成理、信而有据。但是,永乐时期的明朝何以在国家急需全力对付北方压力、稳定内部的同时,先后七次派出如此庞大的船队,前无古人地深入遥远的大洋,动辄在外游荡、滞留数年之久呢?仅仅从外交目的和贸易角度解释,尚且不够完满,所以,还存在第二种途径,即从微观的角度,探究下西洋的具体动因,由此得出了“踪迹建文说”等结论。“踪迹建文说”种种其实不能成立,需另撰专文讨论,本文的目的,是从郑和下西洋军队的庞大规模这个特别引人瞩目的环节出发,从历次下西洋时的明朝政治、军事行动中,去寻觅下西洋的另一种具体动因。永乐初年,西洋各国在明朝使节的鼓动下,纷纷前来朝贡,一派祥和盛况。西洋使节之遣,多为文官多为行人,间有按察副使、给事中、翰林待诏,武官多为千户,唯不见派遣大队海军随行。所以,郑和船队下西洋的确是一种十分突兀的重大军事行动,船队两万七千人的规模,仅仅用护航或操作大型船只来解释[3],是远远不够的。郑和出使不止七次,所谓下西洋,应以郑和等自述“统领舟师”的七次为准,即永乐三年至五年、五年至七年、七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宣德六年[4]。但郑和等人或以受命、或以自南京一带出发、或以自福州等地出发时间为起始年份,或以归港、或以赴南京复命、或以赴北京复命为结束年份,故所记年份不能反应决策、受命、出发、归港等的精确时间。郑和下西洋需要利用南海和印度洋的季风,所以一般是冬春出洋,夏秋归国。无论官方记载受命和复命于何月,均不能用以修正这个由自然地理规律所限定的事实,而受命、复命与实际出洋、归港时间的不同,正可以展示历次下西洋与政治、军事行动的密切关系。第一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三年六月,目标是古里、满剌加等已经建立往来的国家。到十月,朱棣自撰赐满剌加国镇国山碑铭,说明郑和船队尚未出发。结合永乐五年九月壬子郑和归国[5]的记载,可知郑和船队是永乐三、四年之际出发的。第一次下西洋的过程,与明朝对安南的战争环环相扣。从表面看,战争是在郑和出发以后的永乐四年四月才决策、七月才爆发的,但实际决策要早得多。永乐二年八月,老挝护送安南王孙陈天平来朝,诉说国家被黎氏篡夺之事。三年正月,朱棣遣使前往安南问罪,使臣尚未归还,又接到云南遭安南侵掠的报告,可能此时朱棣已动杀机。在下令郑和出洋的同月,安南请还陈天平,四年正月陈天平离京归国。朱棣是绝对不至于相信黎氏会拱手出让王位的,虽然派兵护送陈天平,不过是场面文章罢了,等到四月朱棣得到陈天平被杀的消息[6],就迅速宣布发动战争了。总之,朱棣最早在三年二月,最晚在四年正月已经定策开战,与郑和下西洋的受命和出发正相吻合。西汶艺术网永乐四年大军出发的同时,朱棣命占城阻遏安南。按,占城既是郑和船队出洋的第一站,又是船队归国的最后一站。五年五月在安南明军获胜,八月占城来南京献安南俘虏,九月郑和回国,三天后明军凯旋[7],举行献安南俘虏的典礼。显然,占城所献的俘虏是郑和船队带回国内的,也就是说,郑和船队已于夏天进驻战场以南的占城,战争结束后扬帆归国,于八月回到南京。第二次下西洋,《实录》等失载,但郑和等自述之五年至七年,又和有确切时间记载的受命第三次出洋发生重叠,所以实际时间应为五年冬至六年秋,时间之短,为历次所独有。此次出洋,当为护送来自遥远的古里、忽鲁谟斯等国使节回还,故可能不必亲至印度南部海岸,就经由暹罗等地[8],迅速归国了。第三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六年九月。此前的八月,朱棣决定明年率领全军主力进驻北京。但在区画北巡的过程中,交趾发生了大规模反抗,明再发云贵川大军进攻。永乐七年二月,增发的京军和朱棣同时离开南京[9]。显然,郑和下西洋的决策,是紧随着皇帝北巡和交趾用兵的决策作出的。第四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十年十一月。与第三次下西洋情况相似,到次年二月,朱棣第二次离开南京,巡狩北京。官方材料虽未明言何时定策北巡,但参照第一次北巡的前后事务,可知这两次北巡均与蒙古军情有关。定策第一次北巡,是在永乐六年六月,朱棣闻知本雅失里从西域潜返蒙古高原之后,明朝随于永乐七年、八年发动了两次绝漠攻击,严重削弱了本雅失里大汗。永乐十年五月[10],朱棣闻知新兴的瓦剌消灭本雅失里大汗,漠北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第二年的北巡和下一年的朱棣亲征,必肇因于此。所以,明朝是在定策第二次北巡后决定第四次下西洋的,与上次北巡、下西洋的情况相似。第五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十四年十二月。此前的十月,朱棣怀疑汉王高煦谋反,从北京秘密回到南京,惩处汉王后,于次年三月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北巡[11]。郑和这一次受命,名义上是陪同年底来贡的西洋各国使节回国,但参考前两次下西洋与北巡的关系,这次决定下西洋当亦紧随定策北巡之后。第六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十九年正月,名义上的目的是陪同久居京师的使节们回国。但是,正是在受命前不到一个月,随着蒙古的阿鲁台打败瓦剌,一度雄踞漠北,明朝和阿鲁台维持多年的关系终告破裂[12]。到夏天,明朝调集各路军队入京,准备亲征,结果因阿鲁台远遁而未出,但到第二年还是发动了第三次绝漠亲征。参考第三、四次下西洋与亲征的关系,可知第六次下西洋的决定必与第三次亲征的决策紧密相连。页码1
2 3 <